澳门新浦京_澳门新浦京官网

改造北京:长安街的国家成长记忆澳门新浦京

作者: 风俗习惯  发布:2020-02-09

在此后四年的时间里,北京的城市规划方案一直处于调整之中,天安门广场陆续拆除了部分红墙和宫门,并在金水河畔建起了观礼台,但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58年的夏天,凉爽的北戴河也多了许多避暑的人,中共中央按惯例在这里召开了B戴,河会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个将彻底改变北京城旧貌的重大决定产生了。1958年9月8日,在中央电影院,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向人们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将在北京兴建一批包括民族文化宫、北京火车站、军事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在内的标志性新建筑,统称为国庆工程,同时改建天安门广场。

“必要时可以起降飞机”

清朝时期的天安门城楼前东西两翼各有一道三座门,东为长安左门,是古时金榜题名揭榜的地方;西为长安右门,是朝廷集中审判犯人的秋审场所;南边在今天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有一座大清门。在这四座门之间,红墙连接,围成一个封闭的广场,这就是保持了几百年的旧天安门广场。1954年,北京市首都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天安门广场改造的初步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广场东西两侧各安排三个大型的公共建筑。设计师们对广场布局和建筑形式做了各种探讨,先后做出了十多个方案。

除了对长安街上建筑的争议之外,被很多城市规划师批评为“引起了交通障碍和沿街商业凋零的大马路模式”也起始于长安街。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提出北京的马路要宽,1954年,对长安街宽度有了初步定论:不少于100米。最终划定为120米。国家计委与北京市委的意见相左,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1957年北京市政府在讨论长安街宽度的时候,梁思成说:“短跑家也要11秒,一般的人走一趟要1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但北京市委的态度坚决,1956年,彭真在市委常委会上表态:“你说我是大马路主义,我说你是小马路主义。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是太宽,现在北京的汽车还不太多,等你们这些年轻人到八九十岁,北京有几百万辆车的时候,再看谁对谁错。”

1949年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沈勃被任命为第七区区长。当时的北京城按数字编号被划分为十五个区,沈勃管辖的第七区面积不大。它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至西单和宣武门,南抵正阳门城墙,北达长安街,正中是天安门广场。这是从1949年飞越开国大典上空的飞机上拍摄的庆典画面,我们定格了这样一张照片:发现那时的天安门广场还保留着皇城特有的凸字型的格局。

澳门新浦京,这是诗人宴明在1959年国庆10周年时所作的《北京长安街之歌》里的诗句。天安门,长安街,对于即使没到过北京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既熟悉又亲切的地方。天安门前照个相,长安街上走一遭,是每个游人来北京后必须要做的事情。长安街有着“神州第一街”的称号,原因就在于它不仅是北京乃至中国的象征,还蕴藏了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成长记忆。

澳门新浦京 1

改革开放以来,长安街的大修就有四次,分别是1987年为迎接亚运会、1997年为香港回归、1999年建国50周年大庆和2009年60周年大庆。2014年6月28日晚11时,长安街又启动了南礼士路口至五棵松桥段的大修工程。长安街,由于它的特殊地位,每一个有关它的消息都会牵动着北京乃至全国人民的神经。

不过,北京市规划学会理事长赵知敬还道出了长安街设计的一个秘密:“道宽能看出气势来。不过,当时处于抗美援朝后期,从战略上考虑,长安街被定为一块板的形式,必要时可以起降飞机。”

极具政治意味的规划

1937年北平沦陷。1939年,占领北平的日伪当局做了一个规划:西郊为开发区,东郊为工业区,但是城墙阻挡了东西方向的交通,从西郊开发区到东郊工业区无法穿城而过。于是,日伪当局就在北平内城东、西城墙各扒开一个豁口,东边的叫“启明门”、西边的叫“长安门”。这两座门没有门洞、门扇,只是在城墙上开了个豁口,所以老百姓管它叫“豁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根据当时流行于校园的歌曲“建国一定成功、民族必定复兴,中华康乐无穷”,将日伪当局命名的“启明门”、“长安门”改称“建国门”、“复兴门”。

长安街真正彻底改头换面是在1958年筹备国庆10周年之际。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为了迎接国庆10周年扩建天安门广场,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等十大建筑。毛泽东指示:改建天安门广场,气魄要大,要使天安门广场成为庄严宏伟,能容纳100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当时“十大工程”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沈勃曾听说,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彭真指示,天安门广场要从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处一直向南拓展,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按照这一指示进行的天安门广场的扩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天安门前的马路要一百几十米宽,能够同时通过120人横列的游行队伍。经过数万建设大军夜以继日的艰苦努力,在国庆10周年前夕,按照上述标准改建的天安门广场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种规模和气势,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与此同时,长安街两侧又增加了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一批极具政治意味的建筑。自此,与之前建设的各个部委大楼一道,长安街成为一条以政治形象而闻名于世的着名街道。

长安街——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据着名城市规划专家、参加了自1964年后历次长安街规划的清华大学教授郑光中口述,在开国大典游行的纪录片中,人们还能看到长安街上的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当时的游行队伍都要绕过这两个门,但绕过去之后,队伍距离天安门和毛主席已经不远,再将队伍调整回原状就会很仓促。也因为长安左右门的阻碍,“军旗过时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门,看不着毛主席。”于是,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计划被提出。北京市政府也感到这两座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确有不便,也希望将其拆除。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拆除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之事,这个计划遭到了建筑专家梁思成的强烈反对。考虑当时的情况,市委书记彭真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决定,因为党员代表占大多数,会议最终通过了全拆、快拆的方案。1954年国庆前夕,终于拆除了东西长安街上的两座牌楼。

长安街的改造,成了“改造北京城的第一枪”。在北京市对街道的拆改扩建过程中,梁思成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可以通过合理规划加以保留。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起梁思成与吴晗的一次冲突,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吴晗争得面红耳赤。吴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

1949年,苏联专家在设计方案中提出,利用东交民巷操场空地并沿长安街建设行政办公楼,这一规划的核心思想是将北京的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提出了长达2.5万字的梁陈方案,反对这种规划思路,其中特别提到沿长安街盖行政大楼这种模式存在种种弊端,比如“沿长安街建设长蛇阵式的办公楼将提高人口密度、增加交通量,车辆无处停放,且办公楼沿街,尘土与噪声为伍”。建议在西郊建设新的行政中心。

取长治久安之意

争论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北京市城市规划学会主编的《长安街:过去、现在、未来》一书中,阐述了当时决策的原因:“当时中央机关急于建设办公用房,而长安街路南地区原为各国练兵场,崇文门内大街西侧为国民党时期的飞机场,是城区内不可多得的空地,于是在1951年相继建成了公安、纺织、燃料、轻工和外贸等各部办公楼。”

国庆10周年后,规划中的大剧院和科技馆还没来得及建设,就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到1962年国力有所恢复,长安街的规划再度提上日程。1964年,长安街规划会议召开,等到形成一个“各方面认可的规划”,还没来得及上报中央,又赶上了“文革”。不久,北京市规划部门收到一个文件,明确要求“长安街建设暂停”。

本文由澳门新浦京发布于风俗习惯,转载请注明出处:改造北京:长安街的国家成长记忆澳门新浦京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