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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年前为你受的苦 值得你记住她叫江竹筠

作者: 历史人物  发布:2019-11-07

彭咏梧原名彭庆邦,1938年加入中共,担任过担任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重庆市委任第一委员等职,曾经领导重庆学运和挺进报,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彭咏梧与江竹筠在革命斗争中假戏真做结为夫妻,彭咏梧于1948年为掩护同志而牺牲,时年33岁。人物经历 刻苦读书 彭咏梧,原名彭庆邦,小说《红岩》彭松涛的原型。1915年生于四川云阳县红狮坝彭家湾(今重庆市云阳县红狮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全家老小靠母亲务农维持生活。虽家境十分贫寒,但望子成龙的母亲仍节衣缩食,把彭咏梧送进了当地的学堂“易氏族学”(今彭咏梧小学的前身)就读。懂事的彭咏梧深知自己上学读书不易,于是埋头苦读,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博得老师和乡邻的称赞。 积极抗日 1931年秋,16岁的彭咏梧进入云阳县城中学读书。时值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件”爆发,这给彭咏梧日渐成熟的心灵带来了深深的震撼。加之在老师的影响下,他的思想逐渐起了变化,常利用业余时间阅读马列书籍及进步刊物,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抵制日货,质问反动当局,因表现突出,被学校开除,后经外婆四处托情,又才勉强留校继续学习。 1935年1月19日,与上海中央特科直接联系的中共云阳县党组织,在云阳县发动了工农武装起义。这使彭咏梧深受启发和教育,决定离校寻找党组织,但几经周折仍未找到,他仍不灰心,继续寻找救国救民之道。恰在这时,郭汝栋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在云阳招收军官学员,彭咏梧又决定从戎救国,他随队到达宜昌后,方知训练后是去江西“剿共”,便偷跑回家到“易氏族学”教书,一方面在学校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方面积极寻找党组织。 开展斗争 1937年秋,22岁的彭咏梧考入四川省立万县师范。万师的进步氛围非常活跃,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读书会”、“抗日后援会”等组织,一心追求进步的彭咏梧参加了这些组织,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同年12月9日,彭咏梧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与其他“民先”队员领导了万师学生开展反对学校当局殴打学生的斗争。 光荣入党 1938年10月,彭咏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任中共省立万县师范学校分支总支书记,领导同学反“三青团”骨干分子的斗争,并与学校当局开展激烈的辩论,反对他们无故开除学生。 革命活动 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保存力量,同敌人进行长期地斗争,中共中央为国统区制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在万师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中共党组织决定彭咏梧离开万师回到云阳,任中共云阳中心县委书记兼云阳县委副书记,云阳小江区委书记,领导云巫等地的工作。彭咏梧到云阳后,立即整顿组织,营救同志,对已暴露的党员进行转移,或割断横的关系。为了工作,他日夜奔波于大巴山,露宿荒山野林,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讲解革命斗争的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他还帮助云阳盐厂建立工会,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同时组织共产党员学习《实践论》、《联共党史》、《论持久战》等书籍和《新华日报》、《全民抗战》等报刊上的文章,以激励人民的革命斗志与革命热情。彭咏梧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于是全家搬到小江古木坝一农民家居住,以卖丝线小商贩为掩护,每天手拿丝线外出进行革命活动。为了不暴露身份,彭咏梧经常改名换姓,有时化装成教书先生;有时打扮成大商人、身着笔挺的西服;有时则衣衫槛楼,化装成流浪汉,补鞋匠等。在白色恐怖的年月里,他不顾个人安危,以各种身份时而出现在云阳,时而在奉节,时而在巫溪。后来,彭咏梧到重庆工作时,仍与云、奉、巫等地保持联系,指导革命工作,为1947年他到川东搞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革命伉俪 1941年秋,彭咏梧奉中共川东特委之命到达重庆。任重庆市委委员,负责领导重庆沙磁区、新市区一带的工作。为了顺利开展工作,以伪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职员身份为掩护,1943年又与江竹筠扮为夫妻(1945年经中共党组织批准与江竹筠正式结为夫妻),时常西装革履出入于各种社交场合,团结了一大批中央信托局、工商界的进步人士,并向他们揭露官僚资本主义侵吞民族资本,破坏民族工商业的事实,教育广大工商业者团结一致,反对四大家族,共同抗日。 爱国运动 1946年3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建立新的重庆市委,彭咏梧任市委委员及宣传部长,领导重庆市的学生运动。1946年12月24日,发生了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的罪恶事件,激起了人民的愤慨。1947年1月,全国学生掀起了抗议美军强奸沈崇暴行的爱国运动,彭咏梧组织重庆地区学生积极响应抗暴运动,成立了“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他还以抗联主席团的名义,在重庆大学理学院举行记者招待会。同时把抗暴运动扩大到工商界、文化界以至各阶层。 为响应北平学联提出的全国学生在6月2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总罢课和示威大游行。彭咏梧每晚四处奔波进行联络,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六·二”大游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这次运动,决定于6月1日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进一次大逮捕。彭咏梧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连夜通知有关人员转移,使中共党组织在这次逮捕中减少了损失“六·一”事件后,彭咏梧一面布置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转移,一面领导各校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六·一”联合后援会,发动师生罢教、罢课,营救被捕人员,还成立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把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继后,彭咏梧还领导了《挺进报》的工作。 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彭咏梧任委员兼下川东工委副书记,负责下川东的武装斗争。11月下旬,彭咏梧和江竹筠离别幼子,双双离开重庆沿江东下,经万县到云阳汤溪。然后到达奉节青莲乡。彭咏梧到云阳后,迅速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为武装斗争作准备,在龙坝乡召开了汤溪工委扩大会议,成立了“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为一纵队,彭咏梧任纵队政委。随后,彭咏梧到奉节青莲乡、以青莲乡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组织青莲乡中学师生向广大农民宣传土地大纲,并亲自到农民中进行演讲,宣传党的政策。群众深受启发,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12月15日晚,彭咏梧在奉节县昙花乡召开了川东游击队奉大巫支队成立大会,陈太侯任司令,彭咏梧任政委,蒋仁风任参谋长。并决定于1948年1月8日在云阳云安盐场和巫溪大宁盐场举行起义,夺取两场税警队的枪支,提取盐税款,然后迅速解决区、乡地方武装,扩大游击队,开辟奉、大、巫游击根据地。但由于事机不密,被敌查觉,防范甚严。彭咏梧等领导当机立断,迅速袭击云刚商业重镇南溪和巫溪西宁乡公所。他们捣毁了乡公所,拿下8个粮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40余支,手枪4支和若干物资。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游击队员的战斗士气。1948年1月ll日,当巫溪西宁暴动队伍返回青莲乡时,在铜钱垭发现奉节保安队前来包围游击队的指挥机关青莲中学,游击队员则马上抢占有利地形,布置口袋战,打得敌人昏头转向,弃械而逃。 英勇牺牲 彭咏梧领导的游击队声威大振,使敌人心惊胆颤。国民党反动派立即调兵遣将,围剿“彭咏梧游击队”。万县副专员兼保安司令李鸿涛也调集云阳、奉节两保安中队直扑奉节青莲、昙花、公坪、大寨一带,对游击队进行南北夹击,企图消灭游击队。由于敌众我寡,彭咏梧决定将队伍暂转青莲乡老寨子,待机行动。此时,保安队疯狂扑向老寨子。彭咏梧、卢光特、蒋仁风等分析了整个形势,决定兵分两路,转移到外线作战。彭咏梧率领一路基干队,从正北面突围,到巫溪红池坝、汤溪一带活动。另一路从西北面突围。15日下午,彭咏梧带领游击队向巫溪方向转移,由于道路不熟,走了弯路,加之连续的急行军。队员们又渴又饿又累。当部队在黑沟埫暗洞包宿营做饭时,被尾追而来的国民党部队581团正规营包围。彭咏梧沉着应战,指挥步队突围。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后,立即从身上取出同志们的组织关系和联络关系吞进肚里,不让它落入敌人之手,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并掩护游击队员迅速突围,最后自己中弹壮烈牺牲(1948年11月16日在巫溪安子山战斗中牺牲)。 彭咏梧牺牲后,敌人野蛮地砍下他的头,挂到奉节竹园坪场的城楼上示众,妄图吓倒革命力量。几天后,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抢下彭咏梧的头颅。由于环境恶劣,只得把头颅和身躯分葬两地。建国后,人民群众将烈士的颅骨和身架骨合葬在奉节县城中心广场旁边,并建立了烈士陵园。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等一伙歪曲川东地下党的革命斗争事实,彭咏梧也受到株连,群众千方百计保护了烈士的墓碑地,使它免遭破坏。彭咏梧的子女 彭咏梧在与江姐相识、相恋之前,已与老家重庆云阳县的妻子谭政烈结婚八年,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彭炳忠。 1946年4月,彭咏梧与江竹筠生下儿子彭云。后来,谭正伦一直把彭炳忠和彭云两兄弟培养成人。 改革开放后,江姐亲生的儿子彭云定居美国,同父异母的哥哥彭炳忠曾官至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在美国定居的还有江姐的儿媳易小冶。易的外公是杨开慧的舅舅。江姐的孙子彭壮壮,1974年生,原是北京22中数学班的学生,1990年赴美,现任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及大中华区电信的核心成员。彭云的儿媳仲琦,也是美国公民,仲琦的爷爷仲秋元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仲琦的奶奶就是江姐同学挚友何理立。彭咏梧与江姐 1941年秋,彭咏梧奉中共川东特委之命到达重庆。任重庆市委委员,负责领导重庆沙磁区、新市区一带的工作。为了顺利开展工作,以伪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职员身份为掩护,1943年又与江竹筠扮为夫妻(1945年经中共党组织批准与江竹筠正式结为夫妻)。 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志同道合的两个人感情逐渐升温。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彭咏梧和江竹筠正式结为夫妻。一年后,彭云出生。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厉华说,他们两人正式结为夫妻还有一个机缘,云阳一带曾遭到日本的猛烈轰炸,据传到重庆的消息,彭咏梧的妻儿在轰炸中丧生。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消息是个谣言。 1946年底,彭咏梧在街上忽然听到有人叫了声:“邦哥。”到重庆之前,彭咏梧的名字叫彭庆邦,“邦哥”是极为亲近的人对他的称呼。他循声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弟谭竹安。 彭咏梧知道了谭正伦的近况,谭竹安也获悉了自己的姐夫已经另娶他人为妻。 虽然那时的谭竹安是投身革命的进步青年,但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姐夫和江竹筠的婚姻,对二人心存芥蒂。

电影中的江姐带领狱友绣红旗,其实“绣”红旗的并非江姐,而是《红岩》作者罗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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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孝文也成了“甫志高”。 当时,重庆许多党员被捕的风声已经传到下川东地区,作为川东临委联络员的江竹筠接到了重庆传来的示警信息,“渝地瘟疫流行,友人住院,谨防感染。”但敌人的行动和涂孝文的叛变之快,没有给江竹筠留出应对的时间。 涂孝文叛变第二天,中共地下党万县县委书记雷震被秘密抓捕。他还供出了江竹筠,带着特务指认抓捕的是冉益智。 6月14日中午,江竹筠刚刚走出地方法院,忽然被人喊住。来人正是冉益智。在重庆时,江竹筠与冉益智有过联系,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副书记。 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来……” 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公开场合这样提及领导人的真实姓名,违背地下工作纪律。江竹筠心知有异,扭头欲走,却被冉益智张臂拦住。几个特务趁机冲过来,把江竹筠当场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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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红梅赞江姐 革命英雄有柔情http://www.js7tv.cn/news/201511_25881.html

江竹筠,四川省自贡市人。1928年年她随母亲到重庆外婆家寄居,不久,她就进厂当了童工。1932年,进孤儿院小学免费读书。1936年考入重庆南岸中学。1939年考入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考入中华职业学校会计班,任该校党组织负责人。1941年,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1944年去成都,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并以学生身份做群众工作。1946年7月回到重庆搞学运工作,帮助西南学院和女子师范学院分别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及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领导学生开展抗议美军暴行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947年11月,以联络员身份随彭咏梧一道离渝去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1月。彭咏梧在云阳、奉节暴动中牺牲。她回重庆向川东临时工委汇报情况后,要求重返下川东工作。4月,因叛徒出卖,江竹筠及其他一批同志被捕,押往重庆,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在狱中,特务头子徐远举得知她是川东临委和川东临时工委联络员,掌握着川东云阳、奉节、巫溪、巫山等县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情况,妄图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徐远举及其手下特务接连对她进行刑讯,用夹手指、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折磨她,后采更丧心病狂地在她的指尖上钉进一根根竹签子,致使她一次次痛昏过去,但她始终未吐露一点情况,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与31名难友一道壮烈牺牲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的电台岚垭,年仅29岁。

1964年,国产故事片《烈火中永生》海报。于蓝塑造了最经典的江姐形象。

那几个“甫志高” 在下川东地区的门户万县,江竹筠联系到了万县的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川东临委指示她,就以万县为中心开展工作。 雷震的公开身份是万县地方法院统计室主任,江竹筠在法院的会计室收费处做了一名雇员。 江竹筠在万县开展的地下工作,现在已经很难具体还原。她在万县留下来的最多的记录,出自写给谭竹安的七封家书。这些信中,不可能透露任何地下工作的信息。江竹筠写这些信,只是挂念自己的孩子,排解心中的伤痛。 1948年6月11日,正值端午节,当天发出的信件中,字里行间透露出江竹筠低落的心情,“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呢?还是这样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为死了的人而流泪……” 这是谭竹安收到的最后一封来自万县的家书,几天后,江竹筠与雷震、李青林先后被捕。 万县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不是一起孤立事件,祸事的源头正是《挺进报》被敌人破获。而江竹筠的被捕,还有敌人从下川东武装起义方向上追查到的线索。 在国民党特务进行的这次大搜捕中,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 事后分析,《挺进报》被破获和下川东起义的失败,都有冒进的成分,客观上暴露了地下党组织的力量,让敌人警觉。但真正让地下党组织损失如此惨重的,是那些变节的叛徒。 徐远举在交代材料中说,“此次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出卖,否则我是一筹莫展的。” 《红岩》塑造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叛徒形象——甫志高,他先后出卖了许云峰、江姐等诸多地下党员,用同志的鲜血做了保命晋身的资本。 “艺术作品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差距,《红岩》里的‘甫志高’在现实里并不仅指某一个人,而是十几个叛徒群像的缩影。按照书中的描述,‘甫志高’不过就是个区委委员,职务不高,是不可能掌握这么多党内机密的。”厉华说。 这其中,最危险的叛徒有两个: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前,他们分别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掌握着几乎所有重庆地下党的秘密。结果,这两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的秘密向敌人和盘托出。 一时间,重庆、川东的军警、特务倾巢出动,每天搜查追捕。重庆地下党组织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下川东的地下党组织也陷入了敌人罗网。 下川东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仍有剩余的武装力量在进行着游击战。这支游击队的领导者代号“老杜”。 冉益智向敌人供称,“老杜”叫杜谦益,是个化名,这个人的真名叫涂孝文,是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人在万县。敌人按图索骥,没费什么劲就抓住了涂孝文。

“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娜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这是狱中难友赞颂江竹筠的诗句。江姐的事迹被后人传颂,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曾经为了新中国、为了共产党的事业付出所有的伟大的、智慧的独立女性到底叫什么名字。11月14日,是江姐牺牲68周年。68年前,当她终于盼来新中国成立的曙光不久,她就被迫把今生的所有愿望与爱久久地埋在了新中国的土地上,年仅29岁。

革命者的爱情 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中,珍藏着一封江竹筠的家书。这封信写作时间是1949年8月26日,写作地点是渣滓洞监狱。狱中笔墨、纸张都难以寻觅,江竹筠将衣被中的棉花烧成了灰,加上清水,调和成特殊的“墨汁”,再把竹筷子磨成“笔”,将信写在了如厕用的毛边纸上。 信抬头的“竹安弟”,是对谭竹安的称呼,江竹筠落款自称“竹姐”。两人并非姐弟,关系特殊。 江竹筠的丈夫是彭咏梧,谭竹安是彭咏梧的妻弟,这个“妻”不是江竹筠,而是彭咏梧的发妻谭正伦。 这层特殊的关系在网络上被一些人庸俗不堪地解读,甚至有人把江姐与“小三”联系在一起。按照这些人扭曲的视角,谭竹安和江竹筠本该对立仇视,然而事实是,谭竹安是江竹筠最信任的家人,那封信是她留在世间最后的文字。写信后不到三个月,江竹筠牺牲。 在这封遗书中,江竹筠做了最后的托付:“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养,粗服淡饭足矣……” “云儿”是江竹筠和丈夫彭咏梧的独子彭云。父亲牺牲时,他不满两周岁。母亲就义时,他才三岁多。彭云由谭正伦和谭竹安抚养长大。 江竹筠和彭咏梧公开的夫妻关系,是从1943年夏天开始的,而他们真正结为夫妻,却是两年以后。这对革命伴侣的爱情故事,和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平如出一辙。 彭咏梧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一名中级职员。 1943年年初,信托局修好了新宿舍,有家属的人都可以申请独立的住房。此前,彭咏梧一直和十几个同事挤在集体宿舍中,非常不利于地下工作。他的“分房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但家属却成了个难题。 彭咏梧时年28岁,已和谭正伦结婚多年并育有一子。谭正伦和孩子一直在云阳老家。两年前刚调任到重庆时,彭咏梧曾有把妻儿接来的打算,但妻子回信告诉他,儿子正在出麻疹,暂时去不了重庆。 这样的通信引起了党组织的警觉。为了进入信托局,彭咏梧被包装成“中央大学毕业生”和曾经的“北平银行职员”,云阳是他早年开展学生运动、革命活动的地方,他与云阳的联系一旦被人注意到,很可能引出“案底”。因此,彭咏梧切断了与云阳的一切联系。 和《潜伏》中的翠平一样,江竹筠也是党组织在重庆的地下党员中物色挑选的“彭太太”。 江竹筠时年23岁,已经入党4年,为人机警可靠,而且文化水平较高,在为彭咏梧提供掩护身份的同时,还能协助他处理机密的党内工作和联络工作。那时候江竹筠尚未婚配,但还是接受了这个“嫁作人妇”任务,像模像样地扮演起了“彭太太”。 在外人看来,这对小夫妻般配恩爱,但他们很长时间都是“假夫妻、真同志”。 江竹筠的表弟李思礼回忆:“我那时上小学四年级,一天放学回家见父亲正在和一对青年男女聊天。父亲告诉我,女青年是我表姐江竹筠。那位男子,我叫他彭四哥。”那天之后,江竹筠便和彭咏梧一起在李思礼家住下,分住在两个房间。 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志同道合的两个人感情逐渐升温。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彭咏梧和江竹筠正式结为夫妻。一年后,彭云出生。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厉华说,他们两人正式结为夫妻还有一个机缘,云阳一带曾遭到日本的猛烈轰炸,据传到重庆的消息,彭咏梧的妻儿在轰炸中丧生。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消息是个谣言。 1946年底,彭咏梧在街上忽然听到有人叫了声:“邦哥。”到重庆之前,彭咏梧的名字叫彭庆邦,“邦哥”是极为亲近的人对他的称呼。他循声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弟谭竹安。 彭咏梧知道了谭正伦的近况,谭竹安也获悉了自己的姐夫已经另娶他人为妻。 虽然那时的谭竹安是投身革命的进步青年,但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姐夫和江竹筠的婚姻,对二人心存芥蒂。 谭竹安在世时,厉华曾访问过他。据谭竹安讲述,他与彭咏梧见面后不久,到一个地下党组织联系点联系工作。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接待了他,并和他亲切地攀谈起来。 谭竹安打开了话匣子,话题扯到了彭咏梧和江竹筠的关系,言语中多有不敬。 没想到,那位女同志微笑着说:“我就是江竹筠。” 接下来,江竹筠依旧微笑着,向他讲述了自己和彭咏梧从同志到战友再到夫妻的情感经历,她还说,“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那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 坦诚的言辞让谭竹安对江竹筠心生敬意,二人从此姐弟相称。 不但是谭竹安,彭咏梧的发妻谭正伦也接受了江竹筠,接受了彭咏梧与江竹筠的儿子彭云。据彭云回忆,“1947年10月,母亲给谭妈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但将一切和盘托出,还嘱托谭妈妈尽快来重庆照顾我。那是我的两个妈妈唯一的一次通信。” 1948年2月,谭正伦冒着白色恐怖的威胁来到了重庆,从江姐的战友手中接过一岁零十个月的小彭云。此后直到重庆解放的将近两年时间里,谭正伦带着彭云躲过一次又一次劫难,使敌人抓捕彭云、威迫江姐就范的阴谋没有得逞。 庸俗的人,只能看到谭正伦、彭咏梧和江竹筠的情感纠葛,在八卦谈资中满足低级趣味的窥私欲。他们没有看到特殊的时代背景和险恶的革命环境,理解不了这段情感的真挚伟大。 《潜伏》里的一句台词,才是江竹筠和彭咏梧这对革命伴侣的最好写照:革命的爱情分外浪漫。谭正伦含辛茹苦把彭云抚养长大,这份包容和付出,同样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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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签之外的酷刑 和江竹筠同一批被捕的地下党员刘德彬回忆,被捕的当天晚上,江竹筠、李青林等几个女同志就受了重刑,但她们没有吐露一个字。对比起来,涂孝文这样的男人却是软骨头。那天晚上,刘德彬最后一个被审讯,亲耳听见特务们不乏敬佩的感慨:“这几个女人真是硬得很,就是不开腔。” 刘德彬同样“硬得很”,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一口咬定自己叫刘浩然,是失学青年,来万县找工作的,没有参加共产党。次日凌晨,特务从水路将他们押送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下的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即俗称的渣滓洞监狱。 歌乐山位于重庆西北,相传因大禹治水后召众宾歌乐于此而得名。但是这个优美山名相伴的,却是渣滓洞、白公馆两个国民党军统监狱,恐怖魔窟。 共产党员在这两座牢狱中的斗争,是《红岩》着墨最多的故事,也是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在《红岩》中,江姐说出了激励几代人的一句话:“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与之对应的情节是,敌人把她的双手绑在柱子上,一根根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裂成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 这个读来令人脊背发凉的情节,其实是小说的虚构。有人以这个小说的虚构情节来否定江姐曾受尽酷刑,这就是本末倒置的荒谬逻辑了。 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被捕入狱后,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审讯的对象。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对江竹筠审讯问案动刑的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法官张界和特务陆坚如的若干交代材料。 张界交代,“江竹筠被捕后一直不承认有中共组织,而徐远举坚持说她不但有中共组织关系并且说她地位很重要,究竟是怎样重要地位,而徐始终也没有问出来。” 气急败坏的徐远举对江竹筠施以酷刑。 渣滓洞大屠杀幸存的罗广斌、刘德彬等人曾经对江竹筠受刑情况进行过详细描述:“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她曾经昏死过3次……” 《红岩》的创作基础,是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三人合作的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后来刘德彬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诚写道:“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竹筷子。” 夹手指源自中国古代的酷刑,听上去没有钉手指那么触目惊心,但其行刑过程同样惨无人道:把竹筷子用麻绳连环套式连接起来,十指用竹筷子一根一根夹住,左右两个人拉住麻绳,一使力,竹筷子就会夹紧手指骨头。正所谓十指连心,受刑人会痛不欲生。 当年从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的15名革命志士中,孙重、李泽海两位老人至今健在。他们都是国民党酷刑的受害者和见证者。 孙重说:“渣滓洞的男女牢室不在一处,江竹筠具体受过多少刑我不清楚,但我可以肯定她不止一次受过酷刑。有一次,我看到江竹筠走路一瘸一拐,并且手指红肿,应该是刚受了老虎凳、夹手指之类的酷刑。” 1948年10月被捕的盛国玉和江竹筠曾经是同室难友,事隔六十余年后,她仍能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我进渣滓洞时,她已经浑身是伤疤,手也残了。每次踩着我的床去上铺,手指都抓不紧,只好吃力地用小手腕去勾住扶手。每当看到这情景,我就一边用手往上推送她上床,一边流泪。” 正是遭受这样非人折磨时的坚贞不屈,让党内职务并不高的江竹筠深受狱中同志爱戴,也让她成为后来艺术创作中江姐的最核心原型。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编研室主任刘和平考证,那段时间里,重庆及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到大规模破坏,不断有地下党员被捕入狱。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地下党高层领导人相继叛变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被捕的地下党员们人心浮动,思想很不稳定。 江竹筠刚入狱时,“江姐”这个称呼还没有叫开。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很关注,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45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会不会像刘、冉等人那样叛变革命。 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难友们纷纷隔着牢门向外张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有早与江竹筠熟识的年轻同志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无论自己的年纪比江竹筠是大是小,都统一喊她“江姐”。 后来,罗广斌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竹筠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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