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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亲自批准这名叛徒重新入党 果然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 历史人物  发布:2020-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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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艰苦而漫长的斗争历程中,相对与敌人面对面作战的公开战场,有一条为夺取革命胜利起过重要作用的隐蔽战线。这条秘密战线斗争的成败胜负,直接影响到革命的每一进程。周恩来,就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主要创始人与卓越领导者。党的隐蔽战线包括情报、保卫、机要、通讯等工作,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从民主革命时期情报保卫工作方面探讨周恩来对我党隐蔽战线的贡献。

▲李茂堂的表面身份是中统在陕西的特务头子,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

中共保卫部门最恨的就是叛徒。

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由于未能把情报手段作为必要的斗争武器,党在了解敌人和保卫自己方面处于被动地位。虽然1925年12月,中共上海沪西、浦东区委成立过对付工贼和奸细的秘密组织,但这只是基层党任务单一的组织,并不像有的论者所说是党的情报保卫机构的雏形。周恩来等中共负责同志对情报保卫工作的认识与重视,是从吸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惨痛的教训后开始的。1927年5月间,时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在武汉倡议并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事部,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它标志着党最早的情报、保卫专业机构开始萌芽。

对于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叛徒始终是最大的安全威胁。1928年成立特科,“打狗队”打的就是叛徒。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破获白区几乎全部地下共产党组织,靠的就是顾顺章等叛徒。

特务处成立后,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有重要价值的情报,如夏斗寅、许克祥叛变,蒋介石、冯玉祥徐州会商反共与宁汉合作及汪精卫召开秘密反共会议等等。周恩来曾评价说:有了军委特务工作处这样的工作组织,我们党就掌握了敌人的主要动向,事先作了必要的准备,所以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之前,党就顺利地把部队撤出来了,避免了损失。这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所处的被动局面是完全不同的。虽然由周恩来主持组建并领导的特务处存在时间只有几个月,但它宣告了党的隐蔽战线的开辟,也记录下周恩来作为我党情报工作创始人的光荣一页。

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又会在工作场合遇见过去的叛徒,不免反感。山西的阎锡山利用这种矛盾,有意在牺盟会中使用大量叛徒干部,压制共产党员。如何对待叛徒,就成为对中共政策水平的考验。1942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概括情报工作的政策,明确提出:“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前提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中央政策解除了下面的顾虑,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注意团结争取过去的叛徒,两股力量联合对付山西的顽固势力,有效地控制了牺盟会和山西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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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叛徒都可以使用,情报工作还有什么禁忌!延安的情报、保卫部门思想活跃,展开关于反间谍方针的讨论。边保的布鲁提出“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社部的陈龙、慕丰韵等人有不同意见。敌我之间的利用关系,不一定能实现完全的转化。后来,这个方针确定为“化敌为我服务”,决定大胆使用国特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边保还提出“重拉比重派”、“重内比重外”、“重上比重中下”的情报组织建设方针,强调重视拉出来、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

二战时期,周恩来对隐蔽战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创立和指导中央特科工作中。1927年11月,在周恩来的筹划领导下,党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正式成立。在11月14日的中央常委会上,规定特科由组织局直接领导。为加强对特科工作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又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直接主持的决策机关——中央特务委员会。

在特科组建、发展、完善的全过程中,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业绩卓著。

第一,确立明确的指导思想、正确的工作原则和纪律。周恩来领导特科期间,贯彻始终的指导思想是:深入敌人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情报、肃清内奸,有效地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周恩来制定了严格的原则与纪律,牢固地把握着政治方向,避免特科走上单纯恐怖活动的歧路。他曾反复强调: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这是三条基本原则。周恩来曾多次制止并严厉批评特科具体负责人顾顺章背离党的长远利益和秘密工作原则,追求表面轰轰烈烈,热衷于单纯恐怖行动的倾向,使特科在隐蔽斗争中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但是,在周恩来1931年底离开中央到苏区工作后,特科后期工作逐渐偏离既定原则,放弃了反间这一重要任务,从1933年至1934年连续7次在公开场合惩治国民党特务,3次盲目制裁所谓内奸。由于一再暴露在敌人面前,又不能有效地防御敌人的破坏,两批“红队”(即惩办罪大恶极的叛徒的红色恐怖队)同志被捕牺牲,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情报保卫工作中的表现,也从反面证明了周恩来为特科制订的指导思想、原则的正确。

第二,制订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为卓有成效地侦获情报和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在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使特科屡创战绩的秘密工作方法。如他明确了情报与保卫二者关系,使中央特科的情报科与特务科既有不同侧重,又密切配合;秘密工作中,他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分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等,这些,为党的隐蔽战线和情报保卫工作奠立了正确的思路。

特科最主要的获取情报工作方法,是在周恩来指导下形成了在敌人内部发展情报关系的两种类型:即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所谓“打进去”,即选派干练人员打进敌重要部门,获取核心秘密。在是否派人打入敌特机构问题上,中央特委曾产生过不同意见,担心这会帮助了敌人,但周恩来坚决指示:“你们把它拿过来!”①在他的指导下,后被他誉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统核心机构,使党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情报最高指挥机关的一举一动。在获取的大量重要情报中,最有价值的是及时侦获了掌握党的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情报。周恩来获悉警报后,立即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避免了这次后果不堪设想的毁灭性破坏。

所谓“拉出来”,即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人员争取过来,为我提供秘密情报。周恩来经常强调,建立强有力的反间谍关系,要广为选择,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考验。他研究并批准特科在国民党专业反共领导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拉出了第一个重要的反间谍关系——国民党驻沪特派员杨登瀛。杨利用其特殊地位和同各方面的关系,多次提供了国民党特务行动部署和隐藏在中共内部的叛徒、奸细情报,帮助被捕的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获释,对保卫党中央、清理内奸、打击敌特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党的情报侦察工作历史上争取、运用秘密反间力量的一个最早的成功典范。

除有效地保卫了党中央,李克农小组还获取了蒋介石将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二次“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具体时间等绝密战略情报,周恩来设法将其通报根据地,为红军指挥部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和作战部署,取得反“围剿”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第三,为党的隐蔽战线培养一支坚强的队伍。在敌人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成功地做好情报保卫工作的首要前提是有一批高素质的优秀人员。周恩来对进入特科的情工人员不仅进行严格的考察,并且经常教育他们要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自觉的纪律意识和勇于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当他发现个别人员有流氓习气,马上进行了两次整顿,纯洁了队伍,并把一批经过长期训练和斗争考验、对党绝对忠实的优秀同志补充进来。为不断提高情工人员的政治素质和对敌斗争能力,周恩来还在条件极为险恶的情况下,为特科举办了训练班。他亲自为学员作政治报告,讲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秘密工作纪律,并对学员进行秘密技术的训练。

对周恩来所创建和领导的特科的性质和特点,曾有过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说特科采用了“接近中国几世纪来秘密团体惯用的形式”②;也有的说特科是“仿造”俄国地下党的组织。但是,如果分析了以上周恩来为特科制订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方法,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特科是具有坚定政治信念和自己特色的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中共情工战线的创立确有向苏联学习的一面。周恩来多次回忆过1928年他赴苏参加党的六大时,曾为建立中共情工战线“取经”,苏共中央同志向他介绍了“契卡”的三项任务和一条原则,即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筹款、制裁叛徒;这个工作不许在党内搞(即不能对党内的同志采取搞情报、特工这类手段)③。但是,特科绝不是苏联特工的翻版。在工作实践中,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将俄国地下党的成功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同时摒弃了俄国情报工作凌驾于党之上,搞特殊化,使用金钱美女诱惑的一些做法,因而取得了威震敌胆的光辉业绩。可以说,作为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专业机构的雏形,周恩来对特科的指导,为党的隐蔽战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正式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政治、军事上获得迅速发展,决策中枢需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掌握情报资料。因此,党的情报工作也逐渐发展变化,具有了不同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虽然特科后期在南京和红军根据地所在各省建立了军事政治情报据点和情报关系,但主要还是在上海与几个国特机构打交道。与此狭窄范围相比,抗战爆发后,中央先后新建或扩建、调整了按地区划分的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及其所属的各省、市委都有自己的情报工作机构,情工据点和人员都大大增加。在1939年2月组建中央社会部基础上,1941年9月又成立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及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书记,继续部署、领导了党的情报工作。

一、根据形势的发展,创立了统一战线工作与情报工作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共产党情工战线有别于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情报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有机结合。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对统战工作的倡导、推动息息相关。在抗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周恩来指出:因为蒋介石的“思想基本是反共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是公开法定的”④。另一方面,第二次国共合作、党的统战思想深入人心的政治形势为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最有利的时机,也为情报工作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周恩来在通观全局,全面分析了斗争形势和敌我友各方力量对比后,提出了广交朋友,“以统战带动情报”、“寓情报于统战中”的思想⑤。周恩来的分析,不仅深刻阐明了统一战线的性质,也为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指明了方向。

抗战时期,党需要及时掌握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赞同中共统战政策,对蒋介石统治不满的国民党中上层人士及社会各界朋友,他们愿意为共产党献策出力,争取抗战的早日胜利。因此,周恩来多次指出:情报工作要通过交朋友,通过往来谈话做工作;要建立据点,建立关系,深入社会;要见缝插针,做串门的生意;扩大了团结的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能。周恩来后来曾回忆说:“我在重庆时还不是做情报工作?我经常到蒋介石、冯玉祥、贺耀组家, 我就从中看出李德全、倪斐君是进步的……

在周恩来这些思想和他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指导下,党的统战、情报两项工作有机协调,互相配合,相辅相成。党的干部诚心诚意地与各界人士交朋友,宣传党的统战政策,有时从一些统战渠道就得到情报来源。杨尚昆在纪念中共情报战线杰出负责人李克农诞辰90周年时曾引用了他生前对自己的一个评价:“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两件事,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⑥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对周恩来指导下党的情工战线的真实写照。

除了理论上的指导外,周恩来对派出的担负特殊任务的同志,大都亲自谈话、做具体指导。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仅以对地方实力派国民党桂系的统战及情报工作为例,他不仅与派到白崇禧身边后任其机要秘书的谢和赓面谈鼓励,后又指示,设法将对中共抗战主张颇为赞同的桂系代表刘仲容安置在白崇禧身边工作,做谢和赓的助手,周恩来还当面对他们二人的工作配合做了具体指示。这样,刘可方便地利用桂系代表的公务身分传递谢和赓获取的机密情报和他自己获悉的广西统战活动的情报。另外,在李宗仁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任中校参谋的杨德华原是爱国民主人士,周恩来曾向他介绍过共产党抗战主张并介绍他去桂系工作。1938年,杨利用到汉口参加战区代表会等机会,几乎每月一次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等人汇报第五战区所指挥的50万地方军概况,每隔两三月送一次战区作战计划。这些,对党及时掌握敌、我、友动态,推动统战工作起到重要参考作用⑦。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党的情报工作在宽广的领域和深厚的统战基础上迅速发展。情报来源和渠道扩大了;数量和质量也不断提高,不仅开创了情报工作的崭新局面,而且逐步形成了中共情报工作与统战相结合的独特风格。

二、制定秘密工作原则,保证隐蔽战线工作的顺利发展

中共地下工作经验之丰富举世罕见。抗战时期,周恩来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总结、发展了十年内战时中央和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原则,具体地、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这是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对情工人员意义尤其重大。 “三勤三化”的中心是职业化。在国统区,情工人员如果没有职业掩护,不可能做到社会化、合法化,更不用说长期埋伏、获取党所需要的情报。周恩来要求每个秘密工作人员都以固定职业作掩护,并按照职业要求扮演各种社会角色,一切言论、行动、服饰都要同本身的职业地位相称。他指出:“党的工作要打入社会,只有打入社会才能巩固党”。⑧针对叛徒顾顺章叛变后专为培训国民党特务写了《特务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其中说到了如何从外表破绽及住房外的报警标志等识别共产党员,周恩来指示情工人员透彻研究此书,有的放矢地改进隐蔽方法。为使身分社会化,深入敌特内部,周恩来多次提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三教九流都可参加,但必须同流而不合污,入淤泥而不染,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对打进敌人内部的情工人员,周恩来要求他们具备、利用自己过硬的专业技术。仅举一例:情工人员沈安娜年轻时曾专修速记,又练得一笔好字,具备了国民党机要人员的必备条件,于1938年接受周恩来指示,“抓紧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任机要速记。当她提出去延安学习的要求时,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她谈话,指出:你有速记专长,别人无法像你这样打入国民党核心机要部门。要从革命大局着想,长期隐蔽埋伏下去。沈安娜精湛的速记特长为她提供了方便、可靠的掩护条件,是她搜集情报的主要工具。在国民党此阶段历届中央全体会议、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及军政会议上,她都负责速记工作,曾记录过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及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机构的报告,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情报。如 1939年1月,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加紧策划第一次反共高潮。会前,她就看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关于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的草稿原件,立即摘要抄送组织。文件正式通过后(后一文件未在大会讨论,由蒋介石秘密颁发),她又及时将油印原件送交组织。党中央后来从其他渠道也获得这两份反共文件,据以编成《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⑨。

因为情报工作是一种高度科学的斗争艺术,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调查研究,因此,周恩来非常强调党的情报工作中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41年,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央急需国际、国内政治军事战略情报作为决定重大战略问题的参考和依据。这使党的情报工作发生重大战略转变,从搜集警报性和保卫性情报转到了搜集和研究军政战略性综合情报。周恩来具体布置了对蒋管区国民党党、政、军、文、特等各方面的组织、人员及实力进行全面调查。1941年1月,周恩来在布置西南党组织任务时,特别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政策、人物和活动,首先要知道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特别是各特务机关的经常情况和紧急措施。”⑩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在此精神指导下,情工人员将情报工作与党的整个路线、战略、策略密切联系,将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与情报工作紧密结合,深入到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构中,直接了解内幕情况,再将调查获取的政治、军事、党派、人物、特务、社情等主要动向和各种具体材料加以系统的研究、分析、判断,确定其真实性和重要性。这样,获取机密情报的质量得以提高,情报工作得以开拓、深化,送交中央的大量军政战略情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情报,对抗战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如深受周恩来器重,后奉命负责组建和统一领导华南情报局的潘汉年主持了对香港、上海等沦陷区的情报工作。通过向日伪情报机关特别是日本最大的在华情报机关上海满铁事务所的渗透,大量情报汇集在他的敌后情报网上。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高质量的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中央:日本御前会议及大本营会议决议案;日本扫荡兵力、时间、路线;日本政府对汪精卫的指示;蒋日勾结详情等等,这些,为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和根据地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提供了依据,华南情报局的工作也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

三、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

近些年来,一些书刊披露了中共情报系统获取苏德战争情报的内幕,但很少提及的是,这些机密情报的侦悉也得益于周恩来的布置与指导。首先,关于对德国突袭苏联的及时报警,是不同的情报系统先后发出的。被称为“国际巨谍”、30年代曾在上海主持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的里夏德·佐尔格最早获得并向苏联领导人传递了这项情报,但未被重视。此时,经周恩来亲自批准入党并布置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秘密党员阎宝航,在一次社交场合获得德国1941年6月20日前后一周内将突袭苏联的情报,周恩来得此报告后立即作出这一情报是真实可信的正确判断,为不延误时间,他直接用俄文拟了一份紧急电报,要求延安总部立即通报莫斯科。这份由中共领导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报机构签发的情报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视11。另一情报来源来自潘汉年情报网络。在收到若干分析预测性情报信息基础上,潘汉年又从一位留港要人处获悉美国作出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估计,即当机立断于6月13日向延安总部提前发出“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此情报于6月20日及时转告苏方。事后,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感谢中共情报使苏军得以提前24小时进入战备12。

另外,潘汉年情报系统还及时向中央报告了所获取的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战略主导思想是南进而不是北进的战略情报,苏联在获得这类情报信息基础上,才敢于下决心从东线防御部队中抽调兵力,参加莫斯科保卫战。接受周恩来布置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阎宝航还侦获了日本王牌关东军在东北详细部署的书面材料原件,包括军队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部队番号人数……周恩来看到这无一不备的情报,立即令南方局拍照报送延安并通报苏联,这使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开战后,按图索骥、势如破竹地突破了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工事,使日本企图以东北为基地作最后挣扎的幻想彻底破灭13。

历史证明,周恩来和他指导下的中共情工战线在搜集提供战略情报方面建立了特殊功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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