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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期目录及摘要澳门新浦京

作者: 文物考古  发布:2019-11-08

《考古学报》2011年4期目录
 青藏高原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考古学文化及其经济形态…………汤惠生(443) 
三论武乙、文丁卜辞………………………………………………………刘一曼曹定云(467)
徐国青铜器群综合研究………………………………………………………………孔令远(503)
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运城市文物局  芮城县文物旅游局(525)
二里头遗址铸铜技术研究 ………………………………………廉海萍  谭德睿 郑光(5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99年,“洹北商城”作为一个新的考古学术语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家的广泛关注,20年间洹北商城逐渐为考古学家所熟知,作为商代中期的都城,填补了商代早期郑州商城与商代晚期殷墟之间的空白。其方正、规整的城墙,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宫殿建筑,承上启下、转型升级的青铜礼器,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陶器,如此等等,无不引发学者们研究的热忱。

青藏高原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考古学文化及经济形态
汤惠生
(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南京  210097)
根据目前考古和分子人类学资料来看,于更新世末人类为了扩大食物搜寻范围,开始了对青藏高原的开拓与移居。由于青藏高原巨大的海拔高度,人类在移居过程中不仅面临着自身的适应过程,同时存在着随行动植物及其文化的适应过程。这个适应过程是按照不同的海拔高度由低而高逐步进行的。从时间上来看,这个过程从旧石器时代末一直持续到新石器时代,人类才最终并永久性地居住在高于4500米的高原地区。从经济角度上来看,青藏高原的人类移居与文化适应同样经历了随机性食物搜寻和季节性食物搜寻两种生计模式;同样也存在着渔猎采集、植物的强化利用,以及畜牧等经济形态。与此相应的考古学文化则反映在细小石器、细石叶、专门化的石器、工具套件、临时性搜寻遗址、季节性搜寻遗址、动植物遗骸等相关遗存上。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初期也正是考古学家所谓的“广谱革命”时期,青藏高原的考古资料也呈现出“广谱革命”时期的明显特征,即工具的小型化和专门化、食物的多样化,以及居所的临时性和游动性。

尽管已进行了大量的调查、钻探与发掘,但我们对洹北商城的认知还相当有限,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无法拓展。为探究洹北商城年代、性质与都邑布局,在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及地方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下属安阳考古队自2014年始,连续六年,持续不断地在洹北商城内进行调查与发掘,取得了初步成果。

三论武乙、文丁卜辞
刘一曼曹定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20)
197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小屯南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甲骨刻辞 5335   片。卜辞以传统的武乙、文丁卜辞(有学者称之为“历组卜辞”)为大宗,它们均出在小屯南地中、晚期地层,卜辞时代与地层关系是吻合的。
1976年秋,安阳殷墟发现了著名的“妇好墓”。“妇好”是武丁的法定配偶,在甲骨文中有记载。但“妇好”不是私名,而是该女子所在之国族名。“妇好”之称也见于传统的武乙、文丁卜辞。由于“妇好墓”属于武丁时代,因而,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将传统的武乙、文丁卜辞(他们称之为“历组卜辞”)的时代提前:认为“历组卜辞”是武丁晚年至祖庚时代卜辞,从而在学术界引发了长达30多年的争论。
我们一直认为:“历组卜辞”的主体是武乙、文丁卜辞,并曾以“萧楠”笔名发表过《论武乙、文丁卜辞》和《再论武乙、文丁卜辞》,就该类卜辞的类型、称谓、世系、地层、事类、“异代同名”等问题作过论述,指出“历组卜辞”应当是武乙、文丁卜辞。1986年——2004年,小屯村中和村南又出土了一批甲骨,其中有“历组卜辞”。它们的出土情况再次证明:“历组卜辞”只出在殷墟文化三、四期;同时,历组卜辞中有“三且”称谓,其致祭次序是“小乙——三且——父丁”。这是该类卜辞必为武乙、文丁卜辞的确切证据。为此,笔者第三次就“历组卜辞”的类型、称谓、世系、地层、事类、缀合、“异代同名”、“历组卜辞”产生的时间、字体在卜辞断代中作用等问题进行论述,确认“历组卜辞”的主体是武乙、文丁卜辞,并澄清争论中的一些“是是非非”。
在“历组卜辞”时代争论中,李学勤先生后来又提出了“两系说”,认为殷墟甲骨文的发展分村北、村南两系,“历组”属“村南”系,并将“历组卜辞”放到了“无名组卜辞”的前面。李先生的“两系说”明显地违背了考古中的地层学原则,而且与卜辞真实情况也是不相符的。

殷墟手工业作坊布局示意图

徐国青铜器群综合研究
孔令远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重庆,400047)
本文主要利用近年来江苏邳州九女墩二号墩、三号墩等徐国王族墓群新出土青铜器,结合其他具铭徐器,对徐国铜器铭文和徐国青铜器群作了较为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并作了初步的分期、断代工作,对部分典型徐器作了初步的考证,并通过与邳州九女墩大墓群所出器物的对照,对绍兴306墓、丹徒北山顶春秋墓等国别有争议的墓葬进行了讨论,认为它们应为徐人墓葬,还对《余冉鉦 》、《 巢钟》等国别有争议的青铜器进行了考证,通过与典型徐国铜器在器物形制、纹饰和铭文风格等方面进行全面比较,得出它们应为徐国铜器的结论。
本文利用金文材料复原了徐国王族世系。对徐国金文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还对徐国铜器的组合、纹饰特点、器形特点进行了总结。对徐国青铜器中所包含的多种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徐国青铜文化是商周时期淮海一带的徐人在当地夷人文化的基础上,吸取华夏和吴越文化的精华而创造的具有鲜明地域风格和时代特点的文化。

首次确认商代中期铸铜与制骨作坊

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运城市文物局
芮城县文物旅游局
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位于山西省最南端中条山南麓的芮城县东北部,发现于1955年,保存范围近5000平方米。2003~200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墓地进行了发掘,累计清理史前墓葬355座,被评选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并获2003~2004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清凉寺墓地发现的所有墓葬皆为土坑竖穴,墓主人葬式全部为仰身直肢,多数人骨上留有朱红色,根据墓葬间的打破关系分为四期。第一期的小型墓分布在墓地西部,多数头向西北,墓圹内仅发现死者,没有随葬品,属于距今约6000余年前的枣园文化。每二期至第四期墓葬的墓主人皆头向西侧的山梁,其中第二期墓葬分布在整个墓地的中西部,排列顺序不规则,面积较小,仅可容身,部分墓葬身无长物,另外一些墓内随葬有钺、璧、环、多孔刀等玉石器,少数墓中有鄂鱼骨板、猪下颌骨及陶质折肩罐、敞口盆等具有财富、地位象征意义的器物,已经出现显著的不平等现象,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的范畴。第三期的大型墓分布在墓地中西部、与第二期小型墓大面积重合,排列整齐,间距相近,十分规范。大部分墓葬有熟土二层台,盛行殉葬,殉人入葬姿态各不相同,发现的玉石器多见质地优良的透闪石软玉、造型别致,十分精美。墓地的东部区域皆为第四期的大型墓,分布整齐规律,不见殉人,随葬品很少,墓主人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后两期墓葬属于龙山时代,经程度不同的盗扰,盗扰年代大约在龙山晚期。
清凉寺墓地是我国迄今发现史前时期殉人数量最多的实例,也是中原地区在墓葬中大量随葬玉石器年代最早的墓地之一。特殊的葬制表现出从阶层分化到阶级对立的历程,并非本地传统的厚葬习俗表明当时周边各种文化因素和理念在这里汇聚,正在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变革,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以往的钻探资料,2014年秋季首先在洹北商城西南进行小规模发掘,其目的是确认在此是否有与洹北商城同时的小城。钻探与发掘结果表明,原被认为是小城的北、东墙的遗存实际是两条水沟,这里并不存在类似偃师商城西南小城那样的城址。

二里头遗址铸铜技术研究
廉海萍    谭德睿    郑光
(上海博物馆,上海  20000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20)
二里头遗址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遗址。本文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陶范、浇勺等进行考察和分析,对二里头遗址的铸铜技术进行探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最显著特色是器壁匀薄,可知二里头时期已具备了相当水平的铸铜技术:有了比较合理的分范技术和各范之间严格的定位技术;一些简单器形铜器的铸型设计已成形,并在青铜时代一直沿用;复杂器形铜器(爵)的铸型设计并非单一和一成不变;采用了铸补技术修补铜器的缺陷,这应是陶范铸造技术中极其重要的铸接技术的滥觞。
二里头遗址出土陶范成分及其处理技术、陶范定位技术、以及浇口杯、浇勺等证实了二里头遗址铸造器形不大的器壁匀薄青铜器的可能性。这些技术成就,表明中国青铜时代早期已具备相当高的陶范铸造技术,为中国青铜时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技术奠定了技术基础。
二里头遗址的铸铜技术是中国青铜时代早期铸铜技术的代表,形成了中国的铸铜技术特征。

2015年秋,考古队转移到韩王度村东一带进行钻探、发掘,此处位于宫城北墙以北约570米,往北500米即是大城的城墙。之所以于此发掘,起初是想核实2007年钻探所知的大型夯土建筑遗存。钻探只是为发掘提供线索,对于夯土建筑的规模、形制、年代,甚至其性质则必须靠考古发掘才能解决。但随着发掘工作不断深入,暴露出的遗迹现象与预期相去甚远,支离破碎、规模不大、夯打不佳的建筑基址让人很难与大型建筑相关联。而地层中一件陶质鼓风嘴的出土很快改思了我们对遗址性质的认识,发掘思路与方法也随之改变,由此开始以探究、复原青铜器铸造工艺为主目标,深入了解作坊规模、年代与性质等问题,持续五年之久的发掘。

鼓风嘴一般为陶质,管状,多一端较粗,另一端略细,粗端形状不一,长度3-5厘米。自二里头遗址开始基本只出现于夏商周三代时期的铸铜作坊内,虽然其具体的使用方法及功能目前仍有争议,但其成为铸铜作坊的“指示器”则毫无疑义。

《春秋左传·成公二年》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作为等级、身份象征的礼器和爵位不可随意让渡他人,而是由君王统一掌控,从而成为统治阶层行使权力、表现威望的有效手段。“器以藏礼”是中华文明的典型特征。自夏王朝开始,持续千年的青铜时代,对青铜的消费主要是满足礼制需求的“政治性消费”,目前所知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方鼎即是典型代表。商代晚期殷墟都邑内,以苗圃北地、孝民屯为代表的多处铸铜作坊大规模生产,其目的就是满足日益膨胀的消费,因此也成就了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次高峰。

在商代早期的都城郑州商城,以及被认为是夏代中晚期都城所在地的二里头遗址内均发现有铸铜作坊。比殷墟略早、为商代中期都城的洹北商城内,也数次发掘随葬青铜器的墓葬,以及埋藏青铜器的窖藏坑,毫无疑问,同样也应有铸铜作坊。只是在面积达470万平方米的都城之内,何处为铸铜作坊呢?这个问题就摆在了安阳队面前。

截止目前,我们在韩王度村东已发掘3600余平方米,发现房基、灰坑、水井、祭祀坑、墓葬等遗迹800余处,出土了大量的遗物,特别是铸铜相关的生产废弃物,如陶范、陶模、熔炉、炼碴等,生产工具如磨石、铜刀、铜锥等。大量的证据表明,这里正是洹北商城时期的铸铜作坊。依据手工业生产的操作链理论,结合遗迹与遗物,我们逐步辨识出铸铜作坊内的疑似陶模、陶范制作区,青铜熔炼与浇铸区,生产废弃物堆积区,可能与生产相关的人祭坑、牛头与牛角祭礼坑等。

与大量铸铜遗物共出的,还有大量制作骨器相关的骨骼废料、半成品、成品,以及制骨工作如铜锯、砺石等。这表明,作坊区内可能集中铸铜、制骨等多种手工业生产,其主要目的是便于生产的组织与管理。

首次明确发现铸铜工匠墓

很多学者认为,商代一直存在“居葬合一”的聚邑模式,即人们的生活、生产区和死后墓葬区相互交织、重叠,大体分布在同一片区域。这也为长期的考古发掘所证实。自2015年发掘以来,在作坊区内也陆续发现一些墓葬,一般形制较小,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墓葬的年代与作坊生产大体同时,显然,这些墓葬的主人应与作坊有关,是不是铸铜工匠呢?虽然可能性极大,但我们拿不出最直接的证据。有些墓葬会随葬一些诸如铜刀、磨石等工具,但这些工具的功用多是复合型的,很难肯定就是铸铜工具而不是其他。直到2017年秋季迎来了转机。

2017洹北M51-54工匠墓

2017年秋季发掘快要结束时,在发掘区的东北部发现一座墓葬,一半在发掘区内,另一半在发掘区外。为了发掘此墓,不得不向外扩方。结果又有三座墓葬暴露出来。四座墓葬东西方向成排分布,相互距离较近。体质人类学家现场鉴定人骨发现,墓主年龄都是35-40岁,自西向东分别为男、女、男、女,似乎有一定的规律。墓内基本都有随葬品。与众不同的是,在M51、M53两座男性墓内分别放置有铸造铜器时使用过的陶范。由于是在铸铜作坊内,墓葬在回填过程中,墓室内的填土经常有无意混入的陶范,这与有意放置的随葬品有本质的区别。那么这两座墓中的陶范是否是无意中混入的呢?经仔细清理、判断,应该不是。一般填土中混入的陶范碎小,位置随意。但这两座墓中的陶范均较大,M51陶范规整地放置在墓室的二层台上,M53陶范应放在棺木之上,后因木棺塌陷而压在墓主头部附近。结合墓葬还随葬了铜刀、磨石等工具,我们判定墓主人应是工匠,生前应从事铸铜生产活动。四座墓葬相互有规律排列,时代相当,可以认为他们是同一个家庭或家族的成员。

2018年春季,又在此四座墓的北部新发现两座墓葬,虽破坏严重,但其中一座墓葬内同样随葬有陶范。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为了更进一步揭示铸铜作坊,同时也想了解铸铜工匠家族墓地的规模,2018年秋季,在紧临六座工匠墓的东部,又发掘了600平方米,至2019年夏初,情况已十分明朗。

2017洹北M53随葬器物组合

在新发掘的区域内,目前又发现墓葬36座,按照分布区域和排列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五排。除北部两排有个别墓葬有早晚打破外,其余墓葬则排列有序,特别是最南排9座墓葬,东西向排列整齐,有一定的规划性,显现出家族墓地的特征。从已清理完毕的墓葬情况来看,墓葬的随葬品较少,多数只是在墓主头前放置一件陶鬲。但有三座墓葬二层台上又发现了随葬陶范的现象。其中南排编号为M73者,形制最大,二层台北部与东部均放置有陶范,东部陶范可十分清晰地辨别是铸造铜觚的外范。鉴于此墓规模较大,保存完好,墓主的葬具之上有清晰的髹漆,且可能会随葬有其他器物,但现场不具备细致发掘、清理的条件,于是我们决定把该墓整体搬运回室内进行实验室考古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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